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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文章
【☞ 織品織事|Textile & Story】藍之呼吸:塞內加爾靛藍與 NuNu 的設計 Breathing Blue: Indigo in Senegal and NuNu Design
In Senegal, the colour blue breathes through fabric, memory, and time. From ancestral dye to NuNu Design, indigo in Senegal continues to flow like water—connecting memory, identity, craft, and culture. In this blog piece, HAB researcher and IIAS Affiliated Fellow Hsiao-Chi Chu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aiwan) shares her visit to indigo studios…
【☞ 檔案織事|Archives & Story】記憶的裂縫:荷蘭展覽「往昔的騷動」的策展行動與未竟的歷史 The Cracks in Memory: Past Disquiet, Curatorial Actions, and Incomplete Stories
冷戰結束後,新自由主義的浪潮悄悄興起,那些充滿政治激情的藝術行動,逐漸被歷史的洪流所淹沒,甚至被紀念化或博物館化。 Avery Gordon 曾說,幽靈不是過去的殘影,而是當下仍在呼喚我們介入的政治存在。呼應展覽「往昔的騷動」以一種獨特的方式,透過檔案的佈局、脈絡的交錯和敘事的交融,建構出一種「不完整的美學」,轉化成為一個新的政治感知場域,鼓勵人們不僅作為旁觀者,而是記憶的參與者和詮釋者。 該篇文章2025.06.17刊載於典藏今藝術 https://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181345.html 二月,抵達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我搭著輕軌穿梭於城市、步行於街道間,時常看見陽台上與窗櫺旁高掛著巴勒斯坦旗幟,或是隨處可見象徵反屠殺的西瓜貼紙。當我走至皇宮前的水壩廣場,總能聽見聲援巴勒斯坦的聲音在諾大的廣場回盪。 這些零星卻強而有力的聲音與行動,不斷地敲醒我那段於巴勒斯坦不敢輕易碰觸的記憶。猶記 2023 年 10 月 7 日(週六)戰爭爆發前,我曾在巴勒斯坦西岸經歷突如其來的催淚彈投擲事件。隨即,戰火無預警地展開。那天早晨,為猶太節日住棚節(סוכות,Sukkot)結束後的第一個安息日,警報聲與以色列鐵穹系統攔截飛彈的碰撞聲在住所附近響起,即使戰火蔓延,我的心依然深繫這片土地。 2017 年起,我往返巴勒斯坦,穿行於衝突與日常之間,在市集與餐桌駐足,與當地人以照片、塗鴉、建築、書信與紀念物,共同編織出一本本「記憶之書」,召喚著遺忘,傳遞情感,將那些無形的記憶繫於心上。如果說「回憶錄」是連結家國歷史與個人生命的橋樑,雖受限於特定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卻流動著個人的真實記憶與情感。雖然這些故事難以代表整個民族的集體經驗,卻足以讓人窺見,在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交錯下,微觀的個人記憶如何影響身份認同與國族想像。對我而言,也是一種重新觀看與理解歷史的方式,透過個人經驗與記憶的拼湊,試圖以另一種視角重構那片曾被遮蔽的真實。 自戰爭爆發以來,來自社群媒體、監獄、巴勒斯坦在地的書寫、創作、攝影、刺繡與食物等各式檔案,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拼湊出更貼近真實的歷史圖像,召喚那些被遺忘與忽視的聲音。正是在這波抵抗行動如潮湧般高漲之際,展覽「往昔的騷動」(Past Disquiet)也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 Framer Framed 展出,回應這股記憶及歷史重構浪潮,提出當代最為迫切的提問。 某日,我懷著忐忑與期待前往展覽,心中反覆思索著:「那些被遺忘的記憶與聲音,會以何種形式被召喚回來?」展名「Past Disquiet」揭示著所欲展現的歷史向度與精神,「Past」訴說著那些被遺忘、被邊緣化的歷史;而「Disquiet」則意味著不安、騷動或未平息的情緒,深藏在記憶的深處,也指向這些歷史事件與藝術實踐所觸發的社會省思與政治批判。 展覽試圖回望1960至1980年間充滿政治張力的藝術行動,同時藉由檔案的重新編排與敘事,挖掘那些被歷史書寫所忽略的片段、被主流語境所排除的集體記憶,並構築出以藝術為抵抗媒介的跨地域行動網絡。展覽不只是回顧,更是一次次的提問:「策展如何成為一種歷史重構的行動?又如何在當代體制之中,挑戰對『可記憶』與『可展示』的權力規範與知識治理?」(註1) 因此,本文將從文化記憶、歷史書寫與策展敘事的角度出發,探討「往昔的騷動」如何在記憶的裂縫中翻找遺失的聲音,並於多重語境的對話之中建構出展覽的敘事錨點,促使人們重新思索歷史與現在的關係、沉默與發聲的界線,進而反思展覽作為行動的一種可能性,其對當代社會能產生的倫理與政治影響。 遺忘與重構之間:檔案型策展之記憶碎片的政治敘事 1960至1980年代,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積極投入反殖民、反獨裁、反帝國主義與反種族隔離運動中,藉由藝術展覽、檔案創建、影像行動,甚至是跨國網絡的建立,數場的政治抵抗浪潮激盪出一種「行動藝術史」。 因此,「往昔的騷動」策展人 Kristine Khouri 與 Rasha Salti 將合作的十多年研究,以「檔案型展覽」的概念,試圖召喚非官方歷史,重構那些被主流藝術體制和學術機構忽略的視角,提出對於過去歷史書寫與政治記憶的審視。(註2) 策展人不斷提問:「若檔案與政治意識在塑造集體記憶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那麼,策展是否也能成為對抗歷史書寫壟斷的一種方法?」、「哪些記憶被選擇留下,哪些又被集體遺忘?」,這場以策展為場域的「反記憶」工程,不再僅僅是對過往的重現或重述,而是重新定義策展如何成為知識與政治介入的平台,對歷史敘事權的主動奪回,更像是一場重塑文化主體性再造能運動。 透過挑選檔案、敘事的編排,以及展示形式的操作,展覽試圖建構跳脫主流歷史觀點脈絡的記憶場域。除了展出大量的複製檔案、海報與口述訪談內容外,還有許多隱藏於時間縫隙「零星」、「非線性」與「看不見的」個人記憶及事件在展覽敘事中不斷閃現,彷彿訴說著未解的故事,藉由讓人們直接面對被遺忘的歷史片段與消逝的聲音,感受到歷史內部的緊張張力與不完整性。 如 Ariella Azoulay 曾經提到,檔案並非靜態的容器,而是政治實踐的起點,每位觀者,透過觀看與詮釋,參與歷史與記憶的再生,不再是那被動接受固定意義的對象。(註3)因此,展覽試圖召喚人們重新檢視藝術與記憶、展覽與權力之間那微妙而複雜的關係,透過打破時間的線性流動框架呈現方式,採取「節點式策展」的概念,敘事錯綜複雜圍繞著「運動—聲援—殘跡—失語—復現」,展出的每一份檔案不再是歷史的附屬品,而是獨立的記憶節點,彼此交織,形成了對抗敘事的互動網絡,邀請觀眾成為這場記憶重組的共同參與者,去理解那些被遺忘的聲音和故事。 然而,僅管內容吸引目光,我在展覽現場依舊感受到檔案型展覽帶來的挑戰,觀者往往被期待在龐大而碎片化的資料中自我建構敘事,卻常陷於無從著手的困境。此外,這類「小寫檔案」作為一種策展策略固然帶有對抗主流敘事,或是賦予邊緣記憶發聲空間的解放意圖,但當過於強調非線性與碎片化的敘事手法,也可能導致歷史脈絡與事件連結的流失,較難深化觀者的批判理解。因此,值得深思的是,在強調去中心與挖掘多元視角的同時,策展如何仍維持敘事的節奏與批判的細緻度?如何避免檔案僅成為素材的堆疊,失去政治穿透力與歷史張力? 而倘若稍微將展覽從「檔案型展覽」的框架中解放出來,轉而視其為一個開放的「觀看的實驗場域」,或許更能在那如根莖般蔓延的藝術史、時間節點與跨境記憶中,捕捉到等待被觀看、被回應、被重新理解甚至重新書寫的歷史縫隙。 延伸閱讀|空間如何描摹社會,藝術史權的重新角力:「亞洲獨立藝術空間歷史與檔案」論壇節錄 策展行動:重構全球抵抗行動與歷史記憶碎片 而「往昔的騷動」展覽以藝術與政治抵抗為核心,透過重建「流亡博物館」(Museums in Solidarity)串聯國際抵抗行動,包含1978年黎巴嫩貝魯特的「巴勒斯坦國際藝術展」(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for Palestine)、智利的「薩爾瓦多・阿葉德國際抵抗博物館」(The International Resistance Museum for…
【☞ 移民織事|Migrant in Palestine】參與介入的可能:翻轉被迫流離失所者的生活空間 Participatory Intervention Reverse The Living Space of Forcibly Displaced People
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戰爭、種族衝突、勞動力需求、環境或人權迫害等因素,國際移民逐漸增加,特別是非正規移動之被迫流離失所者(Forcibly displaced people)成為21世紀亟待解決的議題。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資料,截至2021年,共有8,930萬的被迫流離失所者。現今由於人道主義的響應,有許多跨領域的計畫介入強迫遷移的議題上,試圖透過創造各類參與的途徑,讓被迫流離失所者發聲。 該篇文章2022.07.23 刊載於典藏今藝術 https://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71377.html 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戰爭、種族衝突、勞動力需求、環境或人權迫害等因素,國際移民逐漸增加,特別是非正規移動之被迫流離失所者(Forcibly displaced people)成為21世紀亟待解決的議題。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資料,截至2021年,共有8,930萬的被迫流離失所者。現今由於人道主義的響應,有許多跨領域的計畫介入強迫遷移的議題上,試圖透過創造各類參與的途徑,讓被迫流離失所者發聲。 流離失所、家園與臨時區所 回顧被迫流離失所者的生命歷程,他們往往在緊急狀況下,沒有準備任何計畫與資金而被迫採取行動,離開家園,需在極短的時間內找到可能紮根的社會環境,開始新的生活並尋找新認同。世界由於人道主義的關照,為提供這群被迫流離失所者臨時居所,難民營也於這樣的情境中產生,而營區多為帳篷與混擬土房舍的聚合。依據2019年的數據,世界上只有42%的已登記難民定居在聯合國難民署規劃的定居點/營地,其他則選擇在城市環境中定居。但這些非難民營外的區域卻往往不願意接納外來移入者,特別是被迫流離失所者,他們難以被社會接受而導致各面向上的摩擦。因此,大多數人只能選擇最邊緣與未開發的地區居住,這些地區可能缺乏足夠的基礎設施。 回憶2018年春天接壤夏天之際,於旅行巴勒斯坦數月的期間,到訪幾處位於西岸的難民營,其一為於拉馬拉市(Ramallah)距離卡蘭迪亞檢查哨(Qalandiya Checkpoint)與以色列屯墾區Kochav Ya’aqov不遠的卡蘭迪亞難民營(Kalandia Camp)。這座難民營於1949年由紅十字會在約旦租用的土地上成立,分為八個街區,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UNRWA)成立學校與職涯培訓工作、提供救濟與社會服務,但此區域的基礎建設,如下水道系統、衛生條件、建築狀況、公共場所等,因難民人口逐漸增加,形成房舍比鄰,與因自立造屋形成如樂高般的建築體,居住環境條件依舊惡劣,而這裡仍是他們的家。那天離開時,坐在公車上經過附近的另一座難民營Am’ari camp,入口處設置了一個很大的牌坊,像似說著:「這裡是我們的地方。」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營地是一個臨時性居所,原不打算修復,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曠日持久的衝突局勢,卻成了這群被迫流離失所者的永居場所。難民營臨時區所的特性,從緊急解決方案轉為常態,漸漸成為永久解決方案的一環。時間拉長,對於被迫流離失所者又如何在營區,這類無法真正紮根的環境中,維護己身基本生存權利、尋找修復創傷的機會或是對於身分的認同? 被壓縮的空間與積累的創傷 儘管聯合國難民署經年呼籲需解決被迫流離失所者的議題,但現實是許多人在難民營或營外臨時安置所中等待直到他們返回自己的國家,戰爭也因為原國籍政局不穩,依舊沒有結束的跡象。根據各報告,難民營的平均壽命從7年到17年,更多的是許多人在難民營生活持續了幾代。當人們在難民營中生活這麼長的時間,各種議題逐漸顯現。例如隨著難民營接收人數上升,基礎設施不足且逐漸老舊,難民彼此生活空間相互壓縮,即使聯合國或非政府組織等捐助者建立了具永久性基礎設施的營地,但大多數仍缺乏同等規模城鎮所具備的便利設施,如學校、宗教場所、商店、公共空間等友好的生活空間,基本生存的權利被壓迫,甚至與接收國的鄰里社群之間隔閡逐漸加劇,時間一長,難民營極有可能會成為疾病、暴力犯罪的溫床。 此外,被迫流離失所者經歷的創傷記憶也可能於居住於臨時居所期間加劇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曾於《世界的重量:當代社會的社會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一書中以社會苦難(Social Suffering)來了解天災人禍中的處境,描繪人們身處社會結構遭受破壞,歷經了「這個世界的不幸災禍」的狀態。如被迫流離失所者在離開家園前,可能遭遇例如性暴力、種族滅絕、酷刑、政治迫害和失去親人的處遇,且面臨在沒有食物或水的情況下長途跋涉抵達難民營。且一抵達又可能會面臨許多不利情況和持續的壓力,例如無法順利登記在案成為難民,亦或物理環境條件不佳,加劇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另有許多實地研究和調查指出,當地社會排斥也使被迫流離失所者完全地被孤立,這些皆相當真實且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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